——我们的时代问题
在没有进入正文之前，有几点申明如下：
首先，真理是天下之公理，是真理就一定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真理不会因单人说出或异口同声，而有任何差别，也不会因时代、种族、性别和表达方式等的不同，而有任何增损。
其次，本宣言所有观点和主张，皆是笔者多年来吸收与糅合了无数古今中外智者贤人之探索和洞见而成。故笔者不敢贪此天功为己有。在本宣言中，笔者所饰演之角色与其说是著作者，勿宁说是一名记录员更为确当。
又次，如下所论涉及的任一主题或话头，若欲展开而详尽之，非宏篇巨制不可。因受体例和篇幅之约，在此文中，只能是点到为止。
复次，病无大小之分，唯有轻重之别。任何时代皆有诸多之问题，这些问题于轻时可忽略不计，但若延至沉重之时，任何疾患皆可害身丧命。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诸多问题，若于此前，或轻如感冒。但于目前，它们已发展至攸关性命了。故我们不得不悲痛地宣告：中国文化病了，我们这个时代病了，而且病的还很不轻。面对如此顽疾，我们以为，非用高声呼救不能广人知，非有诸贤联手不能令其转。
由是，我们出于对当下时代的回应，造此宣言，命名为“新国学宣言”。宣言者，公开表白一思想或一主张，以求广为人知之谓也。
我们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之顽疾主要反映在以下各方面：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09年诺贝尔奖得主）等不无豪迈地宣称：“科学将能凭着其所揭示的‘统一的世界观念’取代上帝的位置，它理应获得人们所能赢得或想象到的最高地位，人类即将进入科学一元化时代。”而事实上，恰如另一位科学家普朗克所坦言：“科学决不可能毫不遗漏地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尽管如此，但科学一元化思想已然成为当今覆盖全球的超级意识形态。
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化教育，头脑同样被严重地西化了，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欧美文化和思维方式为认知参照和行为准则。在这百多年中，“西方”二字成了无数国人新的理想国，像佛教徒信仰西方极乐世界那样梦想生于西半球为荣。
成就科学认知必须具有两大原则：一是原子化原则；一是可重复性原则。原子化原则就是我们研究一个东西时，不需要牵涉太多别的东西，即可完成对此事物的独立研究和理解。比如说，我们研究人体，只需要用解剖学、生理学等与人体相关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即可，不需要牵涉到银河系等更大的系统。如果研究人体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整个地球，研究地球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整个太阳系……如此环环相扣下去，那就没法成立任何一门独立学科。
一个事物在成为科学研究和认知对象时，它必须是可独立的和自足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被原子化的。在科学的原子化原则下，越来越详细的分支科学被一个个地建立了起来。但人们在不断分裂和细分下去的科学探索和学科建设中，认知体验和生命体验等同样被不断地分裂下去。我们的生活、人生、情感、人格、认知、思维等就会在不断加深的原子化思维中走向不可逆转的分裂，而成为一个越来越破碎的“人的碎片”，不再是一个有机而完整的人。原子化（也即不断分裂化或细化）的科学思维和学科建立，形成了一个个“虫洞型精神体”，即我们所研究或进身其中的学科，就是一个个的认知之洞，我们则是某个洞穴里的具体生物。这样，我们在我们的洞里，别人在别人的洞里，人们在各自的洞穴中越来越远离对方。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困难，人与人的精神距离越来越远，人自身的完整性也越来越低。科学将人类引向了一条人格越来越分裂化，认知越来越封闭化，生存体验越来越虫洞化，心灵和思维越来越碎片化的深渊。
尽管近来科学界也注意到了科学自身的分裂化倾向，创立了一些“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和“系统科学”，但由于科学探索的原子化原则注定了在科学领域，分裂永远大于综合，封闭永远大于联通。如是，科学带给人类精神的虫洞化倾向如果依靠科学自身力量，似乎是永难克服的宿命。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体自身，本来有无限多样种可能的方式。如果仅仅将西方科技视作人类若干种认识客观世界和主体自身的途径之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它的若干副作用将会降到最低，以致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事实正好相反，人类日益将科学宗教化、万能化，大有取代上帝位置之趋势。不止是在一般民众，即使在不少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心目中，科学已不再是探索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不再是知性和理性的化身，它成了某种新兴的宗教，它的思想和学说转化成了“科学教”的教义和教规而成为科学一元化。如是，科学就会演变为一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凌驾于人类之上成为一个人类精神的超级囚牢，将整个人类的身心行为囚禁于其中。
在人类发展史上，起始时非常有益而在发展中逐步蜕化变质为人类的枷锁与囚牢，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任由科学的副作用——造成人类精神的严重虫洞化倾向而不能有效地化除之，谁能担保不久的将来，科学不是人类的坟墓？科学业已引发了很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和精神问题。尤其“科学一元化”“虫洞化”，我们认为是当前这个时代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故将其放于我们这个时代各类问题之首位，意在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与警觉。
科学一元化就是科学至上化，就是科学万能化，更是科学霸权化。在科学被意识形态化和霸权化后，人们习惯于以“科学”为最终标准来评价一切。这样一来，传承了数千年的东方传统文化都成了“伪科学”——中医是伪科学，易经是伪科学，瑜伽是伪科学等等，只要与西方现代科学不吻合处，没有什么不被冠上“伪科学”之名而欲抹杀之。
科技所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将一切客体对象视之为可利用与否的工具，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思维和动机。在这样的思维和动机下，“人”也无法例外地成为了可资利用的工具。科学探索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外部世界和主体自身，技术进步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外部世界和主体自身，以便于更好地造福人类。但如今的科技凌驾于一切之上反将人类牢牢地掌控，将人类变成实现科技的工具和傀儡。将人类变成实现科学的工具和傀儡具体表现和象征就是：无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个人，科技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或个人的机械化、功利化、工具化的程度就越高。两者之间是正比例关系。凡是科技所到之处，人们无有例外地变得越来越机械教条、冷漠僵化和充满功利实用之思想，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万物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亲切、相爱无间和浪漫生动的关系，消失殆尽。仅仅数百年间，乃至仅仅数十年间，科技将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的那种充满柔情的浪漫感和艺术气息，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钢铁水泥般的生硬与冰冷。人们再也见不到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意，人生中的温柔与亲切和身心内外那春天般的勃勃生机。科技化程度越高的地方，那里的艺术化、生命化、一体化、情感化和心灵化程度就越低——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可悲的必然。这是因为科技只将人视作工具而非目的之故也。
科技催发了工商业时代的诞生。这个时代有两大主要特色，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科技将人工具化，市场经济将人商品化。这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将人视作手段，而非目的。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市场化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消费者。消费者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人，你只是某个经济行为和经济环节里的工具。由无数个商业环节编织而成的社会商业网链中，渺小的个人只能被迫成为这个超级网链中一个小小的网结，而被这个商业大潮推动着与世沉浮，随风摇摆。换言之，在商业化很高的时代里，作为渺小的个人是没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每个人都被迫成为商业链中的一环而将自己高度地商业化、商品化、市场化！
商业化就是将自己和他人皆视作一个功利化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然人。一个商业化的人视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商品化就是将自己和他人，将一切全部作为一个有待开发、正在开发、已经开发出来，并已进入商业流通渠道的商品来看待。在商业化和商品化的视角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将全部由可被市场化的程度来定。市场化就是价格化，价格化就是将人视作商品交易下的一个物。
科技意识形态下的将人工具化，商业社会下的将人商品化，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皆将人视作一个“物”，也即将人“物化”——工具是一个物，商品更是一个物。将人“物化”具体表现为：将人视作一个由诸多本能聚合起来的生物，一个可实现政治、经济或科技等目的的工具，一个活动着的有机物质体。——这是从正面来理解“物化”的情况。若从反面来理解“物化”，所谓“物化”就是将人去精神化、去心灵化、去情感化、去神圣化、去尊严化、去道德化、去生命化、去美感化、去一体化、去人格化等等（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列举出更多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去XX化”现象）。
在我们这个被科技和商业两大新兴文明强力挟持和主导下的时代里，人——这一万物之灵，这一天地间最为高贵者，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贬低、肢解和流放，其严重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之为人的人性和人之为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受到了最为严重的蔑视和践踏。
不仅如此，在这个由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时代，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暴力的、对立的、冲突的、野蛮的、外化的（即物化的，而非向内心灵化的）等等，如此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科技文明如此“昌明”的近当代，会连续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道德崩溃，人生意义感的全面丧失，人与人之间本有之和谐关系被严重破坏，宗教与艺术以及各民族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被无情地边缘化，整个人类沉溺于本能的放纵和感官的享乐之深渊中难以自拔，等等越来越严重的时代痼疾。一言以蔽之，西方近现代文化是物性文化，是物化文明。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是一个始终紧扣着人之为人而运思的文明，故真正的人性化文明在东方，在中国，在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不是“物”的文化。是张扬人性的文化，不是张扬物性的文化。
并不是没有人对西方以科技和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给予相应的反思，最先开始反思这个文明的正是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卡夫卡、尼采、萨特、罗曼·罗兰、爱因斯坦、荣格、马斯洛等等，还有近百年来各学科诺贝尔奖得主们。如此之多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忧虑。这些智者的声音足以警世，足以醒人，但人们至今充耳不闻，没有在他们的反思和忧虑基础上，更深入地思考和觉察，以至于坐视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疾层出不穷，越来越严重。
环顾世界，唯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可以有效地纠正、治疗、疏导、改善、提升、弥补、润泽西方现代文明的严重痼疾和各种负面作用——我们坚信这一观点和主张，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也包括西方人在内）所认可与接受。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其在现代社会中拥有的不可取代之价值和地位，为什么这一二百年来，并没有更多的人给予足够的了解和重视呢？其原因或许如下：
1.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首先，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最初是经由二百年前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而开始的。传教士们随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其动机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能更好更快地向中国人传教，他们认为有必要学一点中国文化。在如此动机下，传教士开始进行有限的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之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诗书中论及上帝及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或于宋明诸儒的书籍中，找出一些抨击佛老的言论引为己用，意图达到排挤中国佛教和道教，以方便基督教更顺利地进入中国之目的。由于其根本动机是在中国传教，故其对中国之思想文化，并不是发自内心之喜爱和敬重而研习之和向西方介绍之。故西方学者们最初接触到的——经由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们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被严重过滤和着色后的中国文化，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中国本色之文化。如是，引发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发生种种曲解和误读，当是必然。
其次，近一二百年来，西方列强以各种方式不断入侵中国，除掠夺我们的土地、金银之外，对我们的文物和古籍等也不放过。遂有圆明园之抢劫和敦煌石窟等之盗掠，所劫去、偷去、骗去的文物古籍不可胜计。西方人出于欲进一步了解其所盗文物之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等，以此因缘和动机而开始了解与这些文物古籍相关的地理、历史、交通、政治、文字、方言、宗教等，此之谓“汉学家”者是。研究稍深入者，偶尔亦有杰出之学术成果。但此等之汉学家者，有一共通之点：皆视中国传统文化如玛雅文化、埃及文化一样，为一死去之文化，为中国“已有”之文化，而非当下活着的文明。换言之，在西方绝大多数所谓的汉学家眼里，中国文化是一个曾经的文化，是一个文化木乃伊，是一个博物馆里的文化，他们像看待一个木乃伊或一件文物的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发生种种曲解和误读，当是必然。
2.我们扼杀了自己的文化
西方学者将中国文化视作一个业已死亡之文化，一个博物馆里的文化，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当然没有灭亡，它依然流淌在我们每个国人的血液里。但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仍然保持着强健的生命力。中国文化的确严重式微了，生病了，衰退了。在几百年里，中国传统文化的被扼杀经历了四大阶段。
满清文字狱阶段：满清为异族统治，对中国传统文化采用阳尊阴损之政策。通过大兴文字狱的方式，将社会上一切鲜活的或有创造力的学术思想全部无情地扼杀摧毁。文化思想学术领域迅速跌入僵化保守封闭状态，自此再无思想家、文化大师或哲学家诞生。有清一朝近三百年，仅仅考据训诂之学一枝独大。在考据家和训诂家眼里，中国文化业已亡故，只遗留下成堆的故纸和文物。这些文物典籍相距当下之心灵已渐行渐远，以至于人们无法再读懂和理解它们。于是便有一批学者站出来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文字音形之训诂，词意演变之考据，不求后人能悟入文字三昧，但愿能顺利读诵，不生误解，心愿以足。
清末打倒孔家店阶段：清末之时，社会黑暗僵固，已达极限，百业废驰，民不聊生。适于此时，西风东进越发强劲。有若干学人志士于悲愤之余，苦思图强之术，见三百年来学术日旧，思想日腐，生命日枯，文化日衰，遂将我传统文化视作万恶之源、一切罪恶之魁首。而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诞生和五四时期之要求西方之民主科学之运动。由是，中国文化在有清一朝高压禁锢之基础上，进一步遭受打击和扼杀。
十年文革浩劫阶段：建国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基础上遭遇了更进一步的打击和扼杀。经过“扫四旧”和文革十年，中国文化在大地上几乎被铲除殆尽，这是中国自有文明文化以来，最为全面、最为彻最为惨痛的一次文化毁灭运动。
改革开放阶段：文革之后，中国政府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但三十年间，我们更多的时候只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三十多年来始终扮演的是被漠视、被抛弃、被嘲笑的身份。在多数国人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陈腐、落后、迷信、愚昧、贫穷、古怪、病态和不合时宜的代表。多数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很像是一个逆来顺受又不受待见的小丫环，凡是这个时代里不好的东西，必然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遗留所致。凡是这个时代里值得称颂之处，全部是当代人在现代科技文明推动下的奋斗成果。
中国文化经过了清初的禁锢和清末的打倒，再经过建国后文革“史无前例”之浩劫和改革开放后被长期漠视与抛弃，对中国文化进行无情扼杀的四个阶段，历时达三四百年之久，受此连续挫折，中国文化似乎真的衰亡了，就算没有彻底死去，也早已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中国人不知中国文化已非一辈两辈，失去中国文化滋养润泽已达十辈二十辈之久了。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不珍爱自己的文化，甚至争先恐后地鄙视自己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赢得他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敬意呢？我们在扼杀自己的文化时，唯恐杀之不死，死而不亡，亡而不久，试想怎么能不让他人得出中国文化已死的结论呢？
3.西方的霸权主义文化心态
近几百年来，西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称霸世界，造就了西方人傲视全球的自大心态。在这种自大心态下，他们西方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除此之外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这些文化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被西方文化自觉地同化掉；另一种可能就是，坐以待毙。因为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当然也就不必要或不值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它们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心态下，东西方在文化思想上没法真正平等地对话和交流，没法做到真正的互补与互助。更谈不上让西方人在真正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下，深入学习中国文化，认真领悟其中的美妙和神韵。在交通、通讯如此发达，跨国学术和相互访学等活动如此频繁的今日，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了解之浅薄，见识之鄙陋，结论之武断，态度之傲慢，很多时候让人大跌眼镜。
4.文字语言的障碍
印度的佛教经典是用巴利文和梵文写成。中国为了吸收和消化印度佛教，无以计数的中印高僧往来于丝绸古道历时达一千年，最后终于将佛教思想文化完整地吸收并保存在了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的迁移并被另一个民族或文化所吸收与消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且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是非常长久的，难以一蹴而就。西方学者当然没有中国当年在吸收佛教思想文化时的那份热情和虔诚，也没有持久的恒心和全社会的支持。尽管这几百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距离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仍然相去甚远。
中印文化从属性到形态，多有相近和相同之处。故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时，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但中国和西方文化在功能、属性和形态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在不少方面几近于水火不容。如果西方人想深入而全面地认识和消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发大心愿不可，非下大工夫不可。不仅如此，在学统传承上，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们需自觉地形成接力赛，一代代不间断地进行学术传承，如此，数十年乃至百年下来，可望小有所成。
吸收一个文化的大体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掌握这门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如汉语或梵文等，对这门语言文字有字、词、成语、句式结构、语言风格、古今演变等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全面了解这门文化的特色、风格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代表人物等等。最后则进至这门文化的核心部分——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而如实地理会之和消化之。若依此标准来衡量西方学者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他们进展到了哪个环节？可能最初的语言文字环节，尚未很好地完成吧？近二百年来，中国人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时所付出的精力、情感和心血，西方人取其一半或三分之一，投入于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上来，我们私忖，西方也不至于如现在这样，对中国文化感到如此的陌生隔膜而难以契合相应。
20世纪上半叶，有两件值得一提的文化交流事件：第一件是日本铃木大拙（1870-1966）博士向西方人介绍中日佛教的禅宗。不可否认，铃木大拙博士是倾尽毕生心血向西方介绍中日的禅，同样不可否认，西方的学者们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虚心学习，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学禅风潮。如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洛·梅和马斯洛等人还写过一些研究禅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和书。但统观二十世纪上半叶乃至绵延至今的西方学禅史，至今仍然对禅宗、禅定、禅学等这一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了解得很少，也很肤浅。近百年过去了，始终处在“隔靴搔痒”状态，不得其门而入，难尝禅宗醍醐三昧。等而下之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们喜欢上了东方的瑜伽和禅宗，以禅者自居，谈禅、习禅，发起禅的组织，出版对禅的理解和体会的书籍等等，一时蔚然成风。更为可笑的是，在西方禅风鼓动之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喜欢上了所谓的禅，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读书人中谈禅之风已成时尚。直到现在，随便去一家书店里看看，可以发现至少二三十种各类谈禅的畅销书在出售。其所谈之禅距离唐宋时期真正的禅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时至今日，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以禅宗为桥梁的一轮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会通，差不多以失败告终。即使不能武断地冠以“失败”二字，但至少是让我们深感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件文化事件是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和吸收。在荣格博士的中晚年时期，对道家内丹学代表作——《太乙金华录》（西方译名为《金花的秘密》）和印度教和佛教密宗文化中的曼陀罗（坛城）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声称对这两者的研究给他的分析心理学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启发。受荣格博士的影响，道家内丹术和印度文化中曼陀罗在西方一度很为流行，在某些范围内引发了中国或东方文化热潮。但若深入研究荣格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论及的关于对内丹和曼陀罗的理解，与东方文化所赋予它们的真正内涵，出入很大。稍作用心比照，不难发现荣格对道家内丹修炼和曼陀罗象征的内涵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很浅表的层面，像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即使在“后荣格时代”，荣格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们，对道家内丹学、曼陀罗、自性、共时性（即相应性）等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思想和哲学学说，他们的理解和见地并没有比荣格多出多少，或更为深入多少，仍然处在肤浅、零碎、猜测或削足适履等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至于那些在荣格及其追随者们的影响下，以赶时髦、猎新奇或为了迎合民众的态度，来谈论和炒作中国道家内丹修行和印度瑜伽修行，以及曼陀罗、神通、咒语、冥想、开悟等概念和术语的文章或书籍，则更是等而下之。
以荣格心理学为桥梁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我们同样遗憾地看到，这仍然是一次不成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后来的马斯洛“超个人心理学”与东方文化的对接，半个世纪下来，如今依然处于很初级的探索阶段）。从铃木大拙的禅学到荣格的心理学，向我们反映了两点事实：第一点，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尚未正式开始；第二点，就整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始终处在肤浅、恍惚、零碎、曲解和猜测等极为初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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