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一书，按长沙公自序，原云《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至西晋·王叔和编次之后，其《卒病论》六卷，早已云亡，后人不得复见。相传谓叔和又次为三十六卷，至金成无己，因王氏之遗书，又注为伤寒论十卷。非唯仲景之旧不得复睹，即叔和之书，亦杳不可见矣。第阅叔和所作伤寒序例一篇，其妄用经文，创立谬说，亦殊不足睹，不若遗亡之为愈也。其成氏注本，原云十卷，今行于世者，究仅七卷。以辨脉平脉为第一卷，其言原系仲景原文，亦不为过。但第二卷伤寒例一篇，乃王叔和所作，非仲景原文，因何亦列于七卷之中，而反居仲景六经之前？非唯文理背谬，且冠履倒置，棼乱错杂矣。其第七卷，虽有霍乱阴阳易，及瘥后诸复症，允为仲景原文，而后之诸可与不可，又非长沙之笔矣。何以知之？其卷首云：夫以疾病至急，仓卒难寻，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为易见也。如此语气，确为叔和所集，况大法春宜汗，及春宜吐秋宜下之说，于理未通，均属可删，故皆去之。但就三阳三阴六经之证治，正变之不同，剖明其立法之因，阐发其制方之义而已，共二十二篇，仍分十卷，悉依仲景之旧。
太阳一经，而分上中下三篇者，其源始于宋·许学士叔微。明·新安方中行先生作《伤寒条辨》，遂因其说，而分三篇。以风伤卫为上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下篇。江右喻嘉言先生作《尚论》篇，亦不改其法，而仍为三篇。虽不知长沙立论时作何次序，而以理推之，可称允当。今不敢变易其法，仍作三篇。阳明一经，旧未分篇，而仲景原文中，已先设问答云：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此即仲景分篇之义也。据此分篇，大都不失作者之意，或亦未为不可耳。《尚论》虽分三篇，而曰不从兹起见，故次序未清。今依仲景原文，分作三篇，而于太阳阳明篇内，又以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分作二段，庶令读者了然，自无疑惑。至于少阳一经，成氏注本及方注，皆短简寂寥，不满数节。即喻本稍有所增，亦不过廿条而已。其余柴胡汤证，应在少阳篇者，皆误入太阳篇，经络混淆，篇帙紊乱，殊不成篇。今以少阳首条，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小柴胡主之一条为主病，遂以小柴胡为主方，递推其变证不同者，如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及柴胡芒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皆小柴胡汤之变法也，悉隶于后，而成一篇，庶令散乱者各归本篇，易于寻讨。又以合病并病附续于后，以尽三阳经之变态，而三阳之证治终矣。太阴条治无多，而霍乱一证，亦属太阴寒邪所致，故以之附后而作一篇。少阴属坎，虽为阴脏，而真阳藏于寒水之中，乃阴极阳生之处，最不宜于无阳，故专重阳气。然阳邪炽盛，耗竭真阴，使津液丧亡，亦非细故。前辈皆杂乱不分，《尚论》已分两篇，殊为合法。今更为条分缕析，而为前后两篇，庶令泾渭分流，则阴阳易辨。厥阴一经，为阴气已极，犹天地之阳气已长，且欲出地，故为阴阳相半之经，所以厥热互见，难以分篇。即下利诸证，亦有阴阳寒热之分，为三阴之所并有。虽已见于少阴篇中，而又汇于此篇之尽处者，亦以厥阴经阴中有阳，多痈脓便血之证，故又总聚于一篇之中也。其阴阳易及瘥后诸复证，乃病后遗证，亦在厥阴篇后者，以六经尽处故也。辨脉法未注，及已注之《素问》五篇，皆伤寒论之根柢，统俟续刻。
论中坏病二则，旧本皆虚悬于三阳证治之中，从未有着落用处。前人皆不悟仲景所以立法之故，而每叹为脱简之余。惜其无有治法，致喻氏另立一门，亦间置于诸篇之中，而不知随证治之，及以法治之之实，正在何处。谁知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若一悟其理，便知灯即是火，何必道迩求远，焉用叹息为哉！今以太阳病桂枝不中与也一条，列于太阳上篇。桂枝汤正治之后，其下文误汗误下误吐误用温针之诸变逆证，即坏病也。其下所系之方，即坏病治法，所谓随证治之之实也。谓之坏者，盖为医所坏，即误治之变证也。以本未坏之太阳病，而以误汗吐下温针坏之，故称坏病。又以本太阳不解，转入少阳者一条，列于少阳篇小柴胡汤正治之后。其下文误汗吐下温针诸变症，即少阳坏病，以法治之之实也。条例井井，治法森森，有何疑叹？其所晦而不明者，皆由编次之失，以致颠倒错乱，今人无从察识耳。
结胸痞证，其病之阴阳虚实各异，而从来旧注，皆云结胸为风伤卫，阳邪陷入所致；痞证为寒伤营，阴邪陷入所致。此千载之误！细阅论中，究竟中风亦有心下痞者，伤寒亦有结胸者，更有中风伤寒并见，而但作心下痞者，有但伤寒而心下满硬痛者为结胸，但满而不痛者为痞，参伍错综，全无定法。岂可以风寒营卫，分一定之痞结乎？所以不能分隶于上中两篇之内，故先挈其纲领一篇，方列条目于后，另成一卷，介于三篇之中。在中风伤寒两篇之后，以见风寒均有此二证之意，且以便于翻阅。
温病及风温，原属春夏温热之邪。尝窃推仲景之旨，本以青龙为治温之主剂，白虎为治暑之主剂，其病原属太阳，且大青龙汤已作太阳下篇首条之主治，故亦当附于太阳下篇之后。其痓湿暍三症，叔和虽云三种宜应别论，然邪由营卫而入，其证原属太阳，故亦称太阳病，所以附于太阳之末。
论中一百一十二方，宋·儒臣林亿奉敕校正医书，其序伤寒论云：晋皇甫谧作《甲乙经》序，谓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则其方法祖神农宗伊尹而作也。成无己注本，方各有论，大约皆用《内经》甘以缓之，辛以散之，酸以收之，及热淫于内，治以咸寒，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之类，未能尽发长沙立法之义，致后人有随文顺释之讥。今每方各立一论，推原其制方之意，发明其用药之因，入何经络，走何脏腑，及药性之寒热温凉，用法之升降补泻，申明逆从反正，奇偶缓急，以至热因寒用，寒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正治反佐之巧，一如用兵之奇正犄角，实实虚虚之变，使学者知长沙创法立方之妙，心思智虑之周，令人有鉴于此，庶几无卤莽妄投之患矣。
注中多所辨论，以补前注之失，但后世末学，何敢臧否前哲？然道为天下之公器，斯民之生命系焉，若拘于小节，一任其差讹背谬，其如民命何？孟子曰：不直则道不见。故凡深奥而难知者，固不能言；苟知之者，则不得不言。若议论太烦者，亦不及言。然不敢以一己之私见妄辨。大凡注有未妥，即仍以仲景之言辨之；义有未明，则以黄帝岐伯之经文证之。又引前贤之妙义以申明之，其注中有精义，必叹服而引用之，皆公心论道，而无偏党阿私。然贤之言则辨之，以窃补其知虑之未周。其不贤者，舛误实多，辨之则不胜其辨，故不多及也。请以质之同好，知我罪我，不暇计也。
注中辨论虽多，若非反复详明，恐不能启蒙发瞶，故词繁而不杀，然不敢盗袭前人一言半句，以欺罔后学。苟有引用，必曰某经某篇，某人某书，使读者皆可考订，亦不似成氏以下诸家，动辄以经云二字为名。若果出之《灵》《素》篇中，及《金匮伤寒论》者，固称允当，其有出自王叔和序例中语，亦谬称经云，至有荒谬无稽之谈，亦概称经曰，令学者无从稽考。虽荒唐背谬之语，亦误认为圣经贤传而听信之，致令经学淆乱，传论失真，如叔和伤寒例中。引用《素问·热病论》以作证据，遂改“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句，为“凡伤于寒则为病热”，又增“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等语，杂入己意，大改经文，其他误谬，靡所止极。又如朱奉议之擅改伤寒方论，陶节庵之抹杀仲景原文，叛经坏法，惑乱后人，莫此为甚。更后有以前人之注为己有，而反议论其是非者，尤堪捧腹。兹所授据，非敢夸多斗靡，政不欲踵前弊耳。
凡书籍皆有篇目。唯是编各注本，从无次序目录，其篇卷中杂乱无纪，苟欲求其一方一法，茫然无措，必至翻阅殆尽，方始得见，读者殊厌苦之。今卷帙之外，悉照他书编次目录，以便寻讨。
康熙丁亥十月既望虞山钱潢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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